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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燕: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四个全面”

发布时间:2016/3/31 9:29:48 来源:聊城宣传网 文字大小: 打印 关闭  6036(Hits)

周燕燕

    【内容提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纲领,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联系观、矛盾观的具体呈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观的视角来看,“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则要注重矛盾分析法的运用,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整体谋划,又要重点突破。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世界观,也是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纲领,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四个全面”,将更加有助于我们科学理解、准确把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世界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趋势和发展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也就是说,世界是永恒变化发展的,新事物必然要取代旧事物,我们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看事物,而是要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握大势、与时俱进。从这个视角来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开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并且顺应了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四个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征。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最先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此外,新常态还表现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比如说民生的不断改善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等。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国内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与以往三十多年所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新阶段,呈现出新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战略思维和理论布局,“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体现社会发展的新特征的必然要求。

   (二)“四个全面”开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也是不断把握时代主题并作出科学回答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们都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比如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主要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要阐明了“什么是科学发展,以及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响应时代课题,有力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并且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完整思路和科学体系:以转变作风、从严治党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四个全面”可以说是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开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三)“四个全面”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小康社会的生动表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浓缩了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在这个共同理想的召唤下,全国上下必定会齐心协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举措既立足现实、切中时弊,又高屋建瓴、谋划长远,对于坚定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追求、筑牢精神战线、凝聚力量、鼓舞干劲,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基础,全面小康的宏图离现实并不遥远。“四个全面”可以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四)“四个全面”顺应了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紧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我们渐渐发现,当今的世界发展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谋得自身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求发展,所以,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经过三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与世界各国广泛合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凸显,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渐渐形成。十八大以来,我国和美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俄罗斯形成战略伙伴合作关系、与周边国家建构“一路一带”,这些都显示出目前的国际格局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意识、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战略思维、战略布局来保障这种关系的健康有序发展,“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国际局势的新变化。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观来把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内在逻辑

    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观的视角来看,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内在逻辑,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要有系统思维。首先要看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紧密联系、互相融通、相辅相成的顶层设计和良性循环系统,任何一个“全面”都会对其他的“全面”产生影响。其次要看到“四个全面”统一体中的任何一个“全面”都是一个系统,都由不同的要素和部分构成,内含相互交集、相互作用的子系统,需要统筹兼顾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在宏观层面,“四个全面”构成一个整体系统。总起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四个全面相互交织,最终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之中。具体来说,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需要冲破陈旧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既得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的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法治建设和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既内含了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固化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又包含了依法依规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重要的政治引领和思想、组织保障的作用,而三者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所以说,尽管每一个“全面”分属于不同的范围和领域,所侧重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

   (二)在微观层面,每一个“全面”都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国家发展的五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实现整体进步,内在的构成一个系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全面依法治国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见,全面依法治国,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覆盖了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同样是一个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的。这次大会不仅总结了自2013年6月开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而且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这八点要求,涵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所以说,全面从严治党又是一个系统。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来推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协调推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矛盾既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也有矛盾主要方面及次要方面之分。在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里,主要矛盾处在支配地位并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从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的视角来看,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一是不能回避矛盾,要勇于承认矛盾,客观地分析矛盾;二是要善于解决矛盾,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从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树立大局观念,注重总体谋划,又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发力重点,击破难点。

   (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要善于全面地分析、把握矛盾。首先,要找准主要矛盾。当前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在种种矛盾面前,我们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直面矛盾不回避,紧紧围绕“四个全面”,集中精力解决好主要矛盾,以此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其次,要注意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四个全面”是有普遍性的,而其中的每一个“全面”又是有特殊性的;相对于每一个“全面”的普遍性来讲,其中内含的各个方面又都是具有特殊性的,这就是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统一。比如说“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全面性,也意味着实现各个地区、阶层、民族等方面的全面性,而这每一个全面性里,又都有无数的特殊性。最后,要注意矛盾的相互转化。“四个全面”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的内在关系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它们可以互为因果,又可以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比如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迫切需要破解时,寻求改革突破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工作推进的主要目标;当在某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法治的完善来保护改革进行,固化发展成果时,加强法治建设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的有机统一,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既要着眼宏观、统揽全局、整体推进,又要“牵住牛鼻子”,找准问题的关键。从整体上来讲,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中之重。“四个全面”能不能实现,“牛鼻子”就在于前进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障是不是有力。只有始终紧紧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统筹协调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排除各种干扰,推进“四个全面”大步前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每一个“全面”的内在要素来讲,它们也不是处在等同和平列位置的,这其中也有工作的着重点和侧重点问题。比如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要素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谓是整个目标体系中的首要目标,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起着牵引作用;再比如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保障,所以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还要善于利用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而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系统之中,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思想建设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组织建设要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作风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制度建设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综上所述,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联系观、矛盾观的具体呈现,我们应该更加科学地理解、把握“四个全面”,进而以”四个全面”为指导积极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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