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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保卫战”中于谦的部将---聊城人刘鉴

发布时间:2016/11/10 9:40:10 来源:聊城宣传网 文字大小: 打印 关闭  3176(Hits)

刘洪山

    光岳楼南面东数第二个石碑,即“重修东昌楼记碑”,立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是楼上现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石碑。碑阴题名有“后府都督弟,恩赐八十散官刘山”,也就是说刘山的兄长是后军都督府都督。石碑为什么标注他哥哥的官职?刘山的兄长是谁?“恩赐八十散官”又是什么官职?为什么得到这种殊荣?碑文撰稿人“赐进士出身、南京户部主事、同郡梁玺”,不是一般人,不会随便一写。让我们借助史料予以理清。

    地方史留下了对武官武将只有姓名和某一时期官职的简单记载,没有具体事迹记述的遗憾。武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及其家族是聊城历史上显赫的武官世家,尽管在各版本的府志及县志都有记载,特别光岳楼仅存的两通明代石碑都存有其家族成员官职铭刻,因记载简单,他们的事迹也并不为世人所知。

    先说刘山之兄。乾隆四十六年(1781)订修的《东郡刘氏族谱》元集记载:镇国将军刘通,沛县人,生长子裕、次子整、三子能。刘裕生长子刘鉴(原为鑑,下同)、次子刘山……由此可知,刘山的兄长刘鉴就是这位后军都督府都督,他是镇国将军刘通之孙。

    都督是何官?据《明史》“兵志”二和“职官志”五记载,洪武十三年(1380)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等职,有统兵权,调兵权归兵部,遣将由皇帝自主。五军都督府都设在京城,分区统辖各地都指挥司和行都司。京城迁北京后,后军都督府统辖防御区域为京城周围外直隶、大宁(今内蒙宁城西)、万全(今河北宣化)、山西(驻太原)四个都指挥司和山西行都指挥司(驻大同)。明朝主要敌对势力在北方,这里正是御敌前沿。

    再说散官,这种称谓在《明史·职官志》“文职四十六”种、“武职三十”种散官封号中没有,据考证八十是指的年龄。散官也称寄禄官,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终身保持封号,享受俸禄。刘山这种殊荣因他兄长的悲壮历史而得。

    一、刘鉴生在元朝残余势力重新崛起的时代

    永乐期间北方平定的边境,经洪熙、宣德间放松戒备,分散的元朝残余势力又为瓦刺部首领也先(《明通鉴》称额森)尽收,重新崛起。宣德五年(1430),明廷为避其锋,将开平卫移独石,独石以北险要尽失。为加强边防后备力量和防范国内生事,朝廷对全国的军事布局进行调整。表现在我市的有宣德六年(1431)朝廷迫使袭职武昌的楚王孟烷,将其特别护卫王府的三护卫“纳二卫,自留其一”,纳出的武昌左护卫由湖广都司调属山东都司,改置东昌卫;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徙山东济宁左卫于临清,改为临清卫”。(《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八五、总第3666页,“实录”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下同)

    边防紧张,朝廷加强备战。当时驻东昌的平山卫除守卫辖区和耕种外,早在永乐十三年(1415)就增加了调卫所官兵轮换赴京、赴边关听命的任务,称京边两班操军。(参见《明史·兵志二》)刘鉴于“宣德六年(1431)授本卫世袭指挥同知”,到了正统初,也先屡次南侵。刘鉴与同卫的巫启、母瑛等奉命率抽调的卫所班军赴京守御,在秣马厉兵准备迎敌的战备中,屡建功勋,刘鉴遂由世官升授流官管军指挥使,隶后军都督府。

    二、也先帅军南侵,正统帝御驾亲征,刘鉴留守京城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借“贡马事件”大举内侵,甘州、大同相继失守。七月十一日,在专权宦官王振等蛊惑下,明英宗正统帝朱祁镇不听群臣的亟谏,留其弟郕王朱祁钰监国,率五十万大军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受命留守京城理部事。抽调的平山卫官兵刘鉴等奉命留守京城。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役”,“官军死伤数十万。文武从征扈行及于难者有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鄺埜……五十余人”。明军全军复没,英宗被瓦刺部所俘。也先挟持皇帝“索金帛,太后遣使赉金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括以中宮物佐之”。也先挟持皇帝过宣府及明军复占的大同,均传帝令命开门……敌步步逼近京城,朝廷一片惊慌,莫知所为。在投降、迁都逃跑、奋起抗击三种战略选择的争议中,主战的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明通鉴》卷二四、总703页,“通鉴”为夏燮著、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下同)郕王从其言,即命于谦为兵部尚书。

    三、京城保卫战中的刘鉴

    于谦临危受命,率军御敌,组织“京城保卫战”。但也先逼迫正统帝下旨让地贡财求和,制约于谦不能有力地组织兵力抵抗其进军。

    为了排除被俘皇帝的干扰,九月,皇太后命立储君,遂立正统帝二岁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郕王朱祁钰代总国政。两岁的孩子能管啥用,“群臣合请皇太后,皇太子幼冲,古语‘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速定大计,以安宗社”。太后即命在朝摄政的郕王朱祁钰为帝,尊被俘的正统帝为太上皇,但郕“王避归邸不受。群臣复固请。”此时会都指挥使岳谦从正统帝处还,口传帝旨“以(郕)王长且贤,令继统以奉祀。王始受命。”(上书708页)朱祁钰始即位,次年改元景泰,是为代宗。

    面对前线官军陆续败退,不少官员对抵抗动摇。监察御史练纲上《中兴八策》,说“和议不可就,南迁不可从,有持此议者宜立斩。安危所依惟于谦!”景泰帝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以徇,然后奏闻。”于是于谦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上书711页)刘鉴冒死飞驰各部传达于谦将令。

    在这种形势下,京城仅有疲惫兵卒不足十万。于谦立即征调各地京边班军等亟赴京师。同时撤换一批老弱怯懦官员,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充实到重要岗位。

    敌节节逼近京城,众臣集议迎敌之策,于谦摈弃紧闭九门、坚壁清野等议,采取列军城外,背城死战,破釜沉舟,置将士于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于是分兵京城九门,自己亲到德胜门守将石亨的阵中抵御瓦刺军主攻部队。十月九日,也先军破紫荆关,白羊口失守;十一日,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

    于谦命左军都督毛福寿,和刚由山东都指挥佥事升任都督佥事的陶瑾领官军一万策应在前线的孙镗杀贼。得知孙镗与毛福寿不和,恐有误事,拟再添官兵一万,令瑾率领。瑾上言:“管军指挥巫启、刘鉴、母瑛俱堪任用,乞量升擢,随瑾杀贼。帝准所拟,命启、鉴、瑛俱升署都指挥佥事。”(《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八四、总3624页)

    十三日,于谦“将各营总兵、把总、坐营头目并所统官军分定京城各门,命石亨、杨洪、柳溥、孙镗……刘鉴、张通等下营据守,凡分守军官每二万余作一处……以观外营对敌事势,随以出奇或左右夹攻,或前后邀截……”(《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九三、总4056页)

    也先率万余骑兵果然进攻德胜门。于谦预伏的精兵于门外两旁,瓦刺军来攻,刘鉴奋勇请命,率少量精兵冲入敌阵,诱其入伏中,伏兵四起,火炮猛击,素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之弟孛罗卯那孩战死。敌转攻西直门,守将孙镗失利,监军西城的程信闭门趋孙再战,孙无退路只得死战,程信部于城上以火炮相助,都督毛福寿等率军来援,石亨、刘鉴飞兵赶到接应,也先恐断其后路,即溃退。又经彰义门、土城战斗,杀死瓦刺军万余人。
十五日,宣府、辽东援军到,也先怕断其退路,乃于当夜挟上皇拔营北归,十七日退出紫荆关,十一月八日退出塞外,京城转危为安。(见《明通鉴》卷二四)

    为了加强边防守备,景泰元年(1450)五月,“从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奏请”,“升都指挥佥事崔福、刘鉴……俱署(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九二、总3992页)此官职即《东昌府志·选举志·将领》中所载“刘鉴,署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六月辛巳,朝廷议防敌之策,“署都督佥事刘鉴言:京师与怀来止隔一山,请自怀来筑烟墩直至京师,土城遇事,令举火以报。(帝)从之。”(《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九三、总4048页)

    也先部多次寇边皆败归。他见边防兵力雄厚,戒备森严,无机可乘,挟持太上皇索地索财迫和无望,乃遣使乞和,景泰二年八月许太上皇还京。景泰帝迎太上皇于东安门,“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逊良久”,安其居住南宫。

    于谦主持兵务后,退往北方的元朝后裔为避明廷追讨,脱脱不花去掉皇号改称可汗;脱脱不花可汗被也先杀害,也先称瓦刺可汗;未几也先又为其部下所杀,鞑靼索来部趁势攻入,立脱脱不花之子麻儿可儿为继,去汗号称小王子。(《明史·外国八·鞑靼》)

    景泰三年(1452)五月,都指挥黄竑奏:“‘永固国本事,请立储。’帝曰:‘此天下国家大事,多官其会议一闻。’”(《明史》卷三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总8677页)礼部尚书胡滢集群臣议,有魏国公徐承宗、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文、户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陈循……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都督佥事……刘鉴、张义……尚书王直、于谦……文武官员九十一人联名合奏:古训谓“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详见《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一五、总4632~4633页)景帝下“诏曰……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明通鉴》卷二六、总744页)乃立景帝之子朱见济为太子。英宗之子、原立太子朱见深特更为沂王。

    震荡了明王朝的战争终于停息下来。为了表彰功臣,朝廷对在京城保卫战中有功之人进行封赏。刘鉴升任后军都督同知,即族谱所记“实授都督同知”。后迁都督,即石碑所刻。
      
    四、夺门之变,株连刘鉴

    在边境、出现相对安定的形势下,一个突然事件发生了: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宿南郊斋宫。皇帝病重,权臣石亨、张軏、曹吉祥、徐有贞等密谋:欲复正统帝之子沂王朱见深为储君。后又觉得复原太子为储君,不如复太上皇的皇位功大。但他们知道这种“大逆不道”行为的严重性,临行,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门族,祸归人不归,鬼矣”。(上书778页)他们深夜勒兵入大内,撞开太上皇宫门,假传太后懿旨,挽上皇至奉天殿登基,朱祁镇复帝位,废景泰帝为郕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即史称的“夺门之变”。他们遂加害拥立郕王为帝的于谦等大臣,明英宗天顺帝不忍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徐有贞攘帝臂直前道:“不杀于谦,今日事有何名誉?”即诬于谦等奏立新君更立储君为“意欲谋逆罪”,诏令斩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文等一批卫京保国的功臣,大批在京城保卫战中立下战功不从他们篡权的功臣被杀、下狱、谪戍、革职,刘鉴也在其中。景泰帝闻之,不久崩于西宫。“皇太后比闻,嗟叹累日。”(上书780页)假设所加之罪真是罪,石亨等既拥立新君,又署名请求易储,怎么别人是罪他们却成了功?为了窃权什么事都可干出,秦桧陷害岳飞用了“莫须有”,他们用了“意欲”。

    五、为功臣昭雪,恩赐刘山

    权奸握有重权后,卖官鬻爵,以“夺门之变”为功,封石亨为忠国公、张軏为太平侯等封侯、封伯,授尚书、侍郎等加官晋爵达三千余人。结党谋逆,奸相毕露。月内张軏暴毙,六月徐有贞下狱;三年后石亨下狱、庾死;不久曹吉祥发动政变,合族被诛,其党徒也大多同此命运。(见《明通鉴》纪二七)

    奸臣被灭,朝臣常有为受害功臣昭雪的奏章,天顺八年(1464),英宗病逝,太子朱见深继位,年号成化。成化元年(1465)二月,成化帝批复御史赵敔请求为于谦等平反的奏章时说:“朕在东宫时,即闻谦冤。谦有社稷之功而受无辜之惨,其敕有司急如敔言施行!”(《明通鉴》纪三十、总836页)于谦子冕、婿朱骥及前大学士王文子宗彝,并释放戍、放归。受株连者相继平反,恢复名誉。但平反仅限于恢复受害功臣名誉,朝野对此总感补偿不足,不断有提出为受害者加官、赠谥的奏议。先后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忠肃;赠王文太保,谥毅愍;也恩赐刘鉴八十岁的二弟刘山为八十散官,刘鉴之子刘瑀袭封平山卫指挥同知,授怀远将军,即光岳楼同一碑所刻。刘山的事迹,也见于康熙二年版《聊城县志》卷三中:“刘山,成化年间冠带,有隐德,为乡里重。年八十四岁终”。但对其家族的创伤并未抚平,家族没感到受恩德和荣耀,在其旧谱中极力隐讳,把“后军都督府”写为“后事都督府”,没记载刘鉴升都督、没记载恩赐刘山散官。

    刘鉴世袭指挥同知,他祖上有哪些功勋使其得此殊荣?据《东郡刘氏族谱》记载,他祖父刘通,元末“从洪武军中,南征北战所向克捷”,“洪武二年(1369)征大宁”。嘉靖二十二年版《沛县志》中记载:初“刘通,任燕山前卫千户”;“(洪武)二十一年(1388)征阿耳等处有功,钦封镇国将军”,落籍平山卫,建府第于东昌府城楼南路西。“以功高仅身后则不足以答其忠,敕子孙世袭东昌府平山卫堂官舍人,指挥同知”。

    族谱记载,刘鉴之父,“刘裕,替职,洪武二十七年(1394)征开平,二十八年(1395)征野人国。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随燕王朱棣)奉(太祖)天命征讨,克怀来等处有功,升本旗;十月征大宁等处有功,升总旗。三十三年(建文二年,1400)攻围大同等处有功,升本所百户。三十四年(建文三年,1401)征夹河有奇功,升本所千户”。在靖难战争中屡建功勋,燕王登帝位后,“刘裕,任东昌府平山卫指挥佥事”,(同上《沛县志》)“袭封指挥同知,钦赐指挥,钦封怀远将军”。刘鉴曾孙为山西都司、平山卫指挥同知、怀远将军刘宠,除府县志记载外,也见于光岳楼一层东数第一通嘉靖十二年《重修光岳楼碑记》题名。

    其家族世代崇武,除上述武职官员外,在明代还有总兵1人,卫指挥3人、指挥同知6人,钦封怀远将军4人,守备4人,武解元1人。

(作者单位:原聊城糖酒站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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